9月19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渔政051”“中国渔政026”两艘科考船一前一后从武汉渔政码头拔锚起航，向东缓缓而去；同一天，长江干流四个江段的科考队伍同步出发——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正式启动。
这是继2006年、2012年和2017年后的第4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也是《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和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后首次流域性物种系统调查。考察范围包括长江江豚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鄱阳湖、洞庭湖以及部分支流汊江水域，由120余名考察队员、20余艘渔政船艇同步实施。
长江江豚是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随着长江大保护的深入推进和长江“十年禁渔”的全面实施，长江江豚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改变？与前三次科考相比，本次江豚科考的重点有何不同？考察结果将对江豚保护以及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带来哪些思考？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考察范围更广、投入装备人员更多、考察技术更先进，四支考察队同步开展江豚全面科考
“刚刚经过洞庭湖口时，我们观测到一大群江豚。”9月21日上午，正在科考船上的长江干流城陵矶至湖口段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梅志刚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喜人的发现。
梅志刚带领的科考队，是本次干流考察的四支分队之一。“以往的一次科考用时50天左右，此次16天就可以完成。”他表示，与前三次江豚科考不同的是，本次科考不再是“一支队伍干到底”，而是分组分段进行，每支队伍负责大约400公里江段，同步对长江江豚分布的水域进行全面科考。
其中，9月19日启动的长江干流考察分成4段，每段一支考察队伍——长江干流宜昌至湖口段考察，涉及2个考察分队，分别在武汉市和荆州市启动；长江干流湖口至南京段考察、南京至河口区江段考察在南京启动。此外，两湖考察预计9月28日启动，涉及洞庭湖、鄱阳湖湖区及支流水域。
据梅志刚介绍，此次科考使用的渔政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专业改造，搭建了专门的观察平台，每艘船上分配了16-18名科考队员，各有分工。“科考队员主要分成五个团队，分别为保障团队、目视观察团队、被动声学监测团队、水环境采样团队以及影像辅助系统观察团队。”他表示，此次科考除了在考察范围上比以往更广，船只人员投入更多，考察技术对比以往常规手段也有所创新。
与其他用腮呼吸的水生动物不同，江豚用肺呼吸，需要频繁出水换气，这给行船观测提供了可能。目视观察是江豚科考的核心部分，即考察队员通过望远镜观察江豚，记录数据。“江豚长期适应水生环境，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声呐系统，平均每6.4秒就会发出一次脉冲串。通过对水下声波的分析，可以准确识别江豚。”针对江豚体型小、没有背鳍、出水幅度低等不容易被目视观测到等特点，被动声学监测可以形成有效补充。该方法通过把一个收声声吶放在水里，收集水下声波以判断江豚分布和数量。这一技术也被普遍应用于国际鲸豚类考察。
“除了国际上通用的这两种方式，本次考察我们还加入了影像辅助观察系统（VAOS）和环境DNA技术（eDNA）。”梅志刚告诉记者，运用影像辅助观察系统连续对考察水域实施同步拍摄，加上后期人工智能AI识别技术的辅助，可以同步记录长江沿岸带生境、岸线、航运等环境信息，还可以提取江豚出水画面，对目视观测的结果进行有效补充。
环境DNA技术通过对长江干流水体的连续采样，获取水样中残留的水生生物种类信息，结合不同水域的江豚分布与相对密度等信息，实现对长江江豚分布数量极少江段的数据补充。“如果在流动性比较低的水域，通过水样分析，我们不仅能发现江豚考察期间是否在这里活动，还能测出它是否曾经经过这片水域。”
对于公众关心的“看到了几只江豚”的问题，梅志刚表示，“科考观测是一个类似于采样的过程，并不是直接数江豚。大家可能关注更多的是看到了多少江豚，对我而言，更关心的是科考队员遗漏江豚的概率。考察项目对如何开船、观察、轮换、判断群体数量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设计，只有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执行，才能确保最终建模能够准确估算遗漏的概率——这才是科考的关键。”
为了减少科考行动对长江江豚的干扰，科考队采取了一系列防护措施。“我们根据江豚的生物学特征来严格控制科考船的巡航速度，保持稳定以减少噪声。同时借助高倍望远镜和被动声学设备，尽量保证在500米左右距离就能发现江豚，以免惊扰其正常活动。”梅志刚表示，关于本次科考的结果将会在科考完成后科学统计分析，由农业农村部统一对外发布。
十年内三次江豚科考显示，得益于长江大保护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自2007年白鱀豚宣告功能性灭绝以后，长江江豚成为长江流域仅存的水生哺乳动物。作为长江珍稀旗舰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是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指示物种，具有重要的保护地位和研究价值。
近十年来，我国已开展过两次江豚科考。2012年科学考察发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仅为1045头，情况极度濒危。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与此同时，江豚的分布模式与2012年和2006年大致相同，都呈现分布相对集中、日益斑点化的趋势。
开展科学考察，对于江豚保护而言有何意义？
“保护好濒危动物，首先要准确全面了解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活动特点、栖息地情况等基本信息。”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光向记者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基本信息也在不断变化，因此需要通过定期科学考察来掌握长江江豚的生存动态。
杨光表示，作为近十年内的第三次江豚科考，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状，整体评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结构及变化趋势，科学分析长江江豚致危因素和保护措施效果，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长江江豚保护方案提供依据，对于长江江豚乃至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湖北江段自古便是长江江豚重要的栖息地之一，自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等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湖北的江河中屡屡出现长江江豚的身影。2020年至今，武汉城区江段出现超20余次，近210头次。在宜昌城区江段，更是有一群长江江豚常年定居在此，成为爱豚人士的网红打卡点。在汉江潜江段，近30多年来也首次发现了长江江豚的身影。
江豚再现，是长江大保护成果的有力例证。
2016年1月5日，长江上游，重庆；2018年4月26日，长江中游，武汉；2020年11月14日，长江下游，南京。五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先后召开三场专题座谈会。
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长江保护法》出台，再到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着眼于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党中央多次就长江生态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依法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
持续监测结果显示，2017年率先实施全面禁捕的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水河，现在鱼类资源明显恢复，多样性水平逐步提升，特有鱼类种类数由禁捕前的32种上升至37种，资源量达到禁捕前的1.95倍。20年未见的鳤鱼在洞庭湖被重新监测到，刀鱼现在能够上溯至长江中游和鄱阳湖。
对于水域及沿岸整体的变化，长期与长江打交道的梅志刚也有深刻体会。
与前两次参与江豚科考的体验相比，他感觉到这次有些不一样。“在科考船上，除了观测到江豚，还经常能看到鱼跃水面的场景，这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虽然这对我们的观测带来一定困难，但大家都非常开心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远望岸边，曾经散乱无章的小码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洁有序的健身步道。”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深入人心，建章立制、协同推进、全民参与，长江经济带治理一盘棋格局正在形成
9月19日上午9时，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湖北段启动，江西省鄱阳县江豚协助巡护队队长蒋礼义也在宣誓队伍之中。他被编入城陵矶至湖口段被动声学技术组，这也是长江协助巡护队员首次加入江豚科考。“保护了半辈子江豚，这次被抽调参加长江全流域江豚科考，是平生第一次，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协助巡护”是长江大保护的一个缩影。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全面铺开，沿江近30万渔民上岸，但有一群人留了下来。昔日“捕鱼人”变身“护鱼人”，成为长江协助巡护员，他们作为渔政执法的重要补充力量，守护着长江流域的“一江两湖七河”。
奔腾6397公里，流经11个省（市、区），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长江大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同频共振。
以本次科考为例，由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长江中下游6省（市）渔业主管部门、有关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涉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省（市）。
“长江生态保护不单是政府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科研院所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杨光表示，近年来对濒危动物的保护实践表明，社会参与度高、公众关注的物种，保护成效往往更明显。无论是江豚的保护，还是长江大保护，都应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能动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治、全民参与，要求有更多元的参与，更主动的作为，更精准的治理，更开放的机制，更创新的意识，最终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才能全民共享。
8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草案）》，镇江、马鞍山也于8月同步将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相关《决定（草案）》提请本市人大常委会一审——这是全国首例对单一物种的流域性区域协同保护立法。
据国家林草局统计，今年以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共完成造林1546万亩，石漠化土地面积与2016年同口径相比减少4233万亩，水土流失面积减少7095万亩，禁牧和草畜平衡面积达到3.87亿亩；建成91个国家森林城市，绿色成为长江经济带亮丽的风景。
从谋一域到谋全局，这样的跨区域、跨部门合作越来越多，断面水质统一监测、统一发布成为常态；省际和省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商合作机制在上中下游遍地开花……共抓大保护、治理一盘棋的格局正在形成。
江豚科考仍在如火如荼进行，期待更多“江豚逐浪高”的美妙场景。(沈东方)
